另一方面，柳州传统支柱产业近年面临的竞争环境变化较大，以汽车行业为例，自2018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争端、汽车消费优惠政策调整、芯片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内汽车销量结束了此前保持27年的连续增长态势，历年汽车销量至今仍未突破2017年实现的历史峰值--2888万辆，受行业发展整体承压影响，柳东新区的汽车产业发展速度弱于预期。当地钢铁、机械等产业龙头考虑到成本劣势，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地扩张倾向。
此外，柳州市部分城投平台大量举债投资于轻轨项目建设，但这一项目至今仍未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相关城投平台无法争取轨交相关的政策行优惠贷款，项目建设也因资金短缺而速度放缓。这一连接柳州老城区与柳东新区的重要基建项目迟迟未能完全投入运营不仅加剧了相关城投的流动性困难，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柳东新区的发展速度。
柳州市重点产业园区发展速度不及预期最终传导为相关城投难以快速出让账面土地资产，最终流动性陷入困境。对柳东新区的核心建设主体-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柳州东投”）而言，2021年末，公司负债总规模达950亿元，其中有息负债规模约为757亿元，具体包括短期有息负债约243亿元、长期有息负债约514亿元。与有息负债对应的是，公司资产总规模达1370亿元，其中应收政府账款类资产合计达61亿元、土地开发成本约507亿元、基建类在建工程约64亿元，三类资产合计达632亿元，对公司有息负债的覆盖比例约为83。换言之，公司通过有息负债举借的资金大多沉淀在一级土地整理业务中，主要是柳东新区的“熟地”。因柳东新区发展速度有待提高，公司难以快速出让账面土地资产，债务偿还依赖借新还旧及财政补助。当公司再融资渠道受负面舆情等多种因素而趋于收窄时，公司只能依赖政府协调财政资金或金融资源，自身资金周转压力相对较大。
长期看，受益于当地政府维护国企债券刚兑的决心及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加码资金支持的有力举措，柳州市城投平台较大概率将摆脱短期流动性困难，逐步进入举债良性循环。有鉴于2016年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成为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人中第一家破产清算企业对区域国企融资造成的持续负面影响，广西自治区当前维护城投债务刚兑的决心较为强烈。2023年2月，广西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协助柳州市政府召开债券投资人恳谈会，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债市投资人预期。同时，广西、柳州两级政府通过协调国有行牵头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加码对柳州各家城投平台的资金支持。考虑到柳州市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汽车等实体产业基础雄厚，同时当地积极抢抓新能源汽车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机遇，2022年实现新能源汽车产量约66万辆，占全国产量的近10，全市特别是柳东新区（柳东汽车城）长期发展趋势向好，未来当地城投平台有望逐步摆脱短期流动性困难，进入举债良性循环。
2.1.2.潍坊市
受益于区位优势，潍坊市工商业发展历史悠久，清末列强进入山东半岛的同时也培育了潍坊的现代工业基础。潍坊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地扼山东内陆腹地通往半岛地区的咽喉，受益于这一区位优势，潍坊市工商业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便因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发达而享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清末列强进入山东半岛后，因在今潍坊境内发现煤矿而额外修建了胶济铁路坊子火车站，在资源和交通优势的共同作用下，纺织、机械、化工、矿业等现代工业开始在潍坊迅速发展。
在区位优势及工商业发展基础之上，潍坊企业家砥砺前行，在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蓬勃发展。尽管享有区位优势及底蕴深厚的工商业发展基础，但企业家精神在潍坊发展重点产业的过程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农业和制造业是当前潍坊市优势最为突出的两大领域。其中在农业方面，改革开放后潍坊形成了诸多农村改革发展经验，当地企业家探索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多次被国家领导人赞赏，特别是寿光如今已享有“中国蔬菜之乡”的美誉。在制造业方面，、是潍坊市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企业，在两家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潍柴动力曾于1998年在管理层的主导下扭亏为盈成为国企改革典范，摆脱了濒临破产的困境；歌尔股份在发展早期便确立了“大客户战略”与自主研发前沿技术方针，实控人的这一选择奠定了日后公司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基础。企业家精神不仅带动了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充分释放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截至2022年上半年，潍坊市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已经占据了全市进出口总值的80以上，民营经济增加值已成为潍坊GDP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潍柴、歌尔等传统龙头企业带动潍坊高新区发展的同时，潍坊规划了滨海经开区，以“向北向海向未来”为指引发展海洋经济，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自1992年潍坊高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园区后，潍柴、歌尔等传统龙头企业持续带动潍坊高新区经济发展，后者逐步进入发展成熟期。为培养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2005年潍坊滨海经开区获准成立并于2010年升格为国家级园区，旨在重点发展海洋动力装备、海洋化工、海洋医药等海洋经济。在2016年滨海经开区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其确立了2020年争取实现GDP10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3000亿元、户籍人口达到60万人的发展目标。但从实际落实情况上看，2020年滨海经开区虽然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含国企拿地）完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目标，但同期GDP仅实现280.4亿元、人口仅为13.67万人，而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更是直至2022年才首次突破1000亿元，实际发展速度不及预期。
从潍坊滨海经开区当前产业发展速度不及预期的深层原因上看，发展基础过于薄弱、区域资源未能充分利用、起步建设节奏过快可能是主要原因。首先，潍坊滨海经开区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一方面经开区的建区基础为央子镇，该镇距离潍坊市主城区约40公里，自驾通勤需要约45分钟、搭乘公交需耗时约1.5小时，央子镇历史上属于潍坊市发展较为落后的偏远郊区，2011年当地常住人口仅为2万人左右；另一方面经开区沿海区域以滩涂及盐碱地居多，大兴基建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额外成本进行土地治理，如此对基建投资的有效性和回报率要求较为严苛。
其次，潍坊滨海经开区的资源优势主要是卤水资源，卤水是盐化工的主要原料，可用于生产溴素进而生产医药、农药、阻燃剂、灭火剂等化学品。但从经开区主要纳税主体的经营情况看，当地2021年纳税第一大户-集团有限公司在2020年营业收入仅为73亿元、利润总额仅为0.6亿元，当年经营性现金流出中的税费支出仅为3.77亿元，企业规模及盈利能力有限，经开区亟需做大做强若干龙头企业以带动区域发展。
最后，潍坊滨海经开区规划到2035年建设用地达417.88平方公里、2020年末建成区面积达88平方公里，分别相当于2015年潍坊市辖区建成区面积（178平方公里）的2.35倍、49，与2020年主城四区常住人口超过165万人但经开区常住人口不足15万人相比，经开区的起步建设节奏过快。同时，一方面经开区规划面积过大导致当地产业布局及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商业等配套设施的集中修建，生活配套的不完善加大了人口引流的难度；另一方面经开区同时规划了以发展盐化工为主的工业区和以发展旅游为主的度假区，工业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对旅游、康养等要求环境宜居的产业构成了先天障碍。
潍坊滨海经开区发展速度不及预期最终传导为相关城投的账面土地资产难以迅速变现，当区域城投再融资因债务管理不善而趋于收窄时，公司流动性日益紧张。对经开区的核心建设主体-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潍坊滨投”）而言，2021年末，公司负债总规模达364亿元，其中有息负债规模约为306亿元，具体包括短期有息负债约134亿元、长期有息负债约172亿元。与有息负债对应的是，公司资产总规模达846亿元，其中应收政府账款类资产合计达187万元、规模较小，土地开发成本约581亿元，基建类在建工程约147亿元，三类资产合计达728亿元，对公司有息负债的覆盖比例约为238。换言之，公司举借的债务大多流入土地开发及基建业务，形成了经开区的实物资产，当区域城投再融资因债务管理不善而趋于收窄时，城投账面土地资产因经开区发展速度有待提高而短期内难以变现加剧了公司的流动性紧张。
展望未来，在区域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及中央政策支持、政府债务管理日益精进的共同利好下，以潍坊滨投为代表的潍坊当地城投平台有望逐步走出流动性困境，更好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客观来讲，潍坊市作为老牌工业城市和山东省重要的经济大市之一，经济体量与厦门、大连等计划单列市相近，当地具备较为突出的资源优势、金融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区域经济发展后劲足、增长潜力大。2023年3月，山东省财政厅长发文表示将围绕防范化解风险，开展政府融资平台调查核查。同月，潍坊市政府与8家山东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坚持财金联动，集聚更多优质资源，打好“组合拳”，助力潍坊在强省建设中“挑大梁”、蹚新路。在此前《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18号文）及财预[2022]137号文、银保监办发[2023]11号文等中央部委配套文件的支持下，未来潍坊地区的政府债务管理有望逐步步入正轨，以潍坊滨投为代表的潍坊当地城投平台有望逐步走出流动性困境，更好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2.2.当地政府对“土地金融”的路径依赖有待扭转
伴随园区工业化的推进，各地争相开展招商引资使得地方财政的前期投入压力愈加巨大，适逢1998年住宅与土地商品化改革使得住宅用地的价值快速体现，地方财政由此确立了以住宅用地高价出让补贴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发展模式。在各地纷纷开展园区工业化的过程中，为提高本地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中的吸引力，地方政府竞相提高税费减免、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等政策优惠力度，同时加大对路桥、管网、标准化厂房等基础设施的前期建设投入。在前期投资规模日益攀升，但新引入的企业释放经济价值尚需时日的背景下，地方财政亟需寻找增量资金以弥补园区工业化前期投入的资金缺口。适逢20世纪末，国发[1998]23号文正式将实物分房制度改为住房分配货币化，城镇住房开始作为一种可自由流通的商品；同时，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级限额审批制修改为“土地用途管制”制；此外，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的相关权限都保留在地方政府层级，因此住宅与土地商品化使得住宅用地的价值快速体现。地方政府可以自主调整住宅用地的供应节奏，进而调控住宅用地的出让价格，最终以住宅用地高价出让补贴招商引资过程中廉价甚至亏损出让的工业用地。
相比单纯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更有助于解决地方财政短期面临的收支缺口，依托城投平台落实“因地生财”成为地方财政新的资金平衡思路。考虑到我国不同类型的土地出让后分别对应40至70年不等的使用年限，短期内同一地块无法反复出让，即“土地财政”在短期内是一次性行为。但将土地作为抵押物可以在解除抵押后再度融资，即“土地金融”可以在短期内循环往复。因此，相比单纯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更加有助于解决地方财政短期面临的收支缺口。为提高土地特别是价格较高的住宅用地评估价值，地方政府普遍选择通过提高周边基建水平、规划学区等措施，提高特定住宅用地的吸引力，最终实现土地价值增值。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整理、基建等通过正外部性发挥效用的公益性投资大多成为当地城投平台的主营业务。
由于“土地金融”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效果立竿见影，而培育实体支柱产业耗时较长且不确定性较高，因此部分本就缺乏产业支撑的城市日益依赖“因地生财”，最终地产行业下行导致土地出让不畅引发了相关城市的城投流动性困难。在以部分中西部城市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实体产业基础薄弱、资源禀赋不突出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当地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实体支柱产业。当“土地金融”模式广为流传后，部分地方考虑到培育实体支柱产业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