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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迁研究|第九期: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

发布日期:2022/3/21 19:34:45 浏览:427

来源时间为:2022-01-06

陆昌友

编者按

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八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代理校长”们的故事。

人所共知,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西迁,在举步维艰中生存,在困厄逆境中崛起,发展成“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李约瑟语),取得令世人瞩目、惊叹的办学成就。这一切,都来源于竺可桢校长在遵义七年的岁月里,倡导并践行“求是”精神,离不开竺可桢校长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秉持和弘扬“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理念,团结带领一支坚强有力的“求是”精英团队,一步一步筚路蓝缕却又脚踏实地,一路走来艰苦卓绝却又铿锵有力。

自1940年元月16日竺可桢校长到达遵义,直到1946年5月16日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他在遵义一共停留了6年零4个月,共计2313天。其间,居住遵义1415天,其余898天,前往贵阳、重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出差公干占了682天,往返湄潭分校、永兴一年级处理公务用了216天。除去湄潭短暂往返的若干次外,有698天他将校务委托了“求是”精英团队里的张绍忠等人代理,于是,就有了本文涉及的“代理校长”一说。

据笔者从竺可桢日记、浙大在遵义召开的行政谈话会议记录等相关档案材料中挖掘,先后有教务长张绍忠、工学院前院长李熙谋、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训导长兼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工学院院长王国松等五位做过代理校长。具体情况如下:

张绍忠,4次,223天;李熙谋,1次,53天;梅光迪,4次,172天;郭斌龢,1次,64天;王国松,4次,186天(包括1946年5月16日竺校长离遵返杭至同年8月6日浙大在遵义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召开的82天)。

一、永远的教务长张绍忠

张绍忠,字荩谋,1896年11月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专业,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师从勃利奇曼(P.W.Bridgman,194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主攻高压物理,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7年回国,先在厦门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浙江大学创办物理系,任系主任,后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1935年,因不满“学阀”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与物理系教职员集体辞职,赴南开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随即致电南大理学院邱宗岳、杨石先、何廉等好友,称“晋材楚用,久假不归,想非兄之所愿”,恳请南大放人,终获成功,使张绍忠重回浙大,再任物理系主任,并兼任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1939年10月16日,浙大西迁途中的宜山,竺可桢校长在该学期第一次纪念周集会上宣布:教务长郑宗海因病留浙东,教务长一职由张绍忠继任。于是,张绍忠忍痛丢开自己心爱的专业,一肩挑起教务的重担,而且一挑就是8年,直到1947年7月28日,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在51岁的盛年溘然长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遵义时,张绍忠一家居住在老城大井坎六号。每天一大清早,他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一两千米外设在桃源山上江公祠的浙大总办事处,为校舍、教室的落实,各院系教师、课程的安排,学生注册、讲义的准备,往往一忙就是一个整天,以确保二、三、四年级能于2月22日准时开课。

好不容易,教学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竺可桢校长很快就要去重庆受训,时间还长达近两月。行前,将校务委托张绍忠代理,并且书写了5万元的现金支票,另立户头,交由张绍忠签字使用。

首任代理校长的张绍忠,接连召开两次行政会议(总第59次和60次),着力化解了浙大与城成小学师生因江公祠校舍纠纷引发的矛盾。接着,又和理、农两院院长胡刚复、蔡邦华赶去湄潭洽勘新校址。在雨中前往永兴、冒险过一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亏紧紧抱住湍流中的一块石头,才免于受难。

刚从湄潭返回遵义,得知一箱箱图书、仪器即将运达,无处安放,张绍忠又马上召开等62次行政会议,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何家巷四号,腾出江公祠作图书馆,又分别在南泉寺、柿花园、西蜀会馆、蜡光庙等处临时安置生物、农化、化工、理化、机械、土木等实验室,使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直至竺可桢校长出差归来。

在前后4次200多天的代理校长任上,张绍忠先后主持召开了17次行政会议(经第32次校务会议决定自第70次起改称“行政谈话会”),为浙大在遵义、湄潭尽快站稳脚跟,得以生存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日常工作中,身为教务长的张绍忠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一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每逢考试,他都会带上几张空白布告到各考场巡视。一旦发现有人作弊,马上查出姓名,填上布告,给予处分,惩处不贷;他负责的招生工作,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就连竺可桢校长的女儿竺梅,也因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另一方面,他又爱才惜才,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关爱有加。当他发现工学院化工系学生胡济民物理成绩特别突出,就鼓励他转学至理学院物理系,使之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即使是因他严格管理心生怨恨、以致偷偷把污物倒在他办公桌上的学生,他也暗中为其开脱,使其保住得来不易的学籍。

就是在1946年5月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以后的近三个月里,张绍忠也一如既往,积极主动地配合代理校长王国松,做好浙大东归回杭的善后事务,坚持到最后一批离开。

对于教务长张绍忠的英年早逝,竺可桢校长十分悲痛,说他是“以身殉学”,不仅亲笔写下挽联:“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还在1947年10月26日浙大为张绍忠举行的追悼会上,亲自担任主祭,并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对于迁校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委员会主席也。......任教务长后,对学生录取与学期标准不肯通融,甚为不及格学生痛恨而不顾。”表达了对故友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

二、梅开二度的工学院院长李熙谋

1927年8月,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浙大的前身)工学院、劳农学院。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哈佛两所大学学习、研究的李熙谋,刚以麻省电机工程硕士、哈佛哲学博士双料学位的教授推任为工专校长,旋即被改组后的新学校校长蒋梦麟聘任为工学院院长,着手开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个学系,并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次年,李熙谋又接受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任命,兼任浙江省首任电话局长、省广播电台台长。

1932年夏,李熙谋辞去浙大工学院院长之职,奉教育部之命,赴欧洲作教育考察。一年后回国,担任暨南大学教务长、系主任等职,直至1939年夏天,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受竺可桢校长委托,从宜山绕道越南到上海,邀请李熙谋重返西迁流亡中办学的浙大,接替执意辞职的现任院长、化工专家李寿恒,重新担任工学院院长。10月下旬,李熙谋抵达宜山,正式接任。

很快,因南宁失陷,宜山告急,浙大图谋再迁,11月28日临时召开的第29次校务会决定成立包括李熙谋在内的迁校筹备委员会。第二天,竺可桢校长就委派李熙谋和张其昀一道离桂赴黔,到独山、都匀、遵义、瓮安、湄潭等县寻觅新校址。

12月23日,竺可桢校长召集迁校委员会及行政联席会,决定请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去往遵义,为即将再度启程迁徙的浙大落实校舍。

在遵义,寓居老城南门内石家堡三号的李熙谋,与共同居住在此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师范学院院长王琎、被尊称为浙大“三老”,而他主持的工学院,更是兵强马壮。他手下有王国松挂帅的电机工程系,李寿恒执掌的化学工程系,吴钟伟领衔土木工程系,钱钟韩为首的机械工程系。据1941年底浙大上报教育部的学生人数统计,在二年级以上的1048人中,工学院就有485人,占46·28,接近全校学生的一半,高居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之首。浙大迁遵办学的当年——1940年,电机、机械两系就增设了双班。第二年又增设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内设油脂工业、燃料工业、纤维工业3个组。举凡招收新生入学、毕业生举荐就业、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组织、包括工程师学会事务等,李熙谋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竺可桢校长任上,多次申请辞职,想重新回到气象研究所,继续从事自己钟爱的气象学研究,曾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向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党政要员举荐李熙谋作为浙大校长的继任人选,从中可见他对李熙谋的信任。

1942年3月7日,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北碚,直到4月29日返回遵义,其间,委托李熙谋代行校长职务53天。

在这53天时间里,代理校长李熙谋主持召开了3次行政谈话会(总第131——133次)。这3次会,按竺可桢校长行前安排,为教职员增加了生活津贴;制定了退学学生偿还贷金办法;改组了工读委员会,聘张其昀为主席,王国松、钱钟韩、涂长望、诸葛麒等为委员;明确并延展了春假的放假时间,还确定了春假期间在湄潭举行运动会的相关事宜。

另外,1940年3月,代理校长张绍忠与胡刚复、蔡邦华去湄潭踏勘新校址时,曾委托李熙谋在遵义代理总校校务。其间,李熙谋主持召开了第61次行政会议,讨论确定此次迁移学生贷金发放标准。

1942年4月24日,旧历三月初十,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诞辰166周年纪念日,李熙谋代校长和张其昀训导长一道,代表浙大参加了遵义社会各界赴禹门沙滩祭扫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贤陵墓的活动。此举改变了三天前行政谈话会让王焕镳教授参加这一活动的决定。

没多久,重庆的交通大学就与浙大沟通,请李熙谋前去兼作教务长。起初,他还经常往返于重庆、遵义之间,到后来,在重庆的时间就明显多于遵义了。以致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渠(李熙谋)以交大无人继任,且事事不如浙大上轨道,故愿留交大,而以工学院院长实缺畀劲夫(王国松)。”王国松这位工学院代院长在1944年9月21日得以正式任命,而李熙谋则与浙大再无交集。

三、梅香如故的君子儒梅光迪

1946年元月27日,一个阴沉欲雨的上午,遵义新城何家巷五号大门内外,扎上松竹门坊,缀以洋烛素花,装饰成礼拜堂模样。院内两边墙上,挽联密密排列,直达礼堂。在诸多政要、师友、学生情真意切的挽联中,竺可桢校长“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的挽联尤为引人注目。一场极备哀荣的追悼仪式在这里举行,藉以悼念一个月前逝世的学衡派创始人、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竺可桢校长担任主祭、读祭文并致辞。他回顾两人相识于光绪时代,同窗于哈佛,共事于南高、东大与浙大,称梅光迪为人标准高、不求名利、外冷而内热。言辞当中,对这位前后相处三十六年的挚友辞世,流露出深深的哀悼之情。

梅光迪,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2月出生于安徽宣城的一户名门望族,系清初著名学者梅文鼎后裔,其远祖可追溯至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1906年,梅光迪考取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师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911年考取庚款赴美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修习文学,后转芝加哥西北大学研读西洋文学,再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成为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首位中国弟子,并成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留美期间,梅光迪与胡适就“白话与文言”“文学革命”等的探讨与论辩,被史家称为“胡梅之争”。1920年回国,首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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