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毛泽东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张闻天与王稼祥。诚然，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妥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参加遵义会议》，载《星火燎原丛书》（二），第1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王建元、沈世豪、林学勤：《中国有个毛泽东》，第12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石永言著：《从遵义到延安》，第8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遵义会议红军最高权力转换内幕》，2007年11月20日，《时代信报数字报》，摘自《敦厚朱德》一书。）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