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藏友10年寻得，对抗战时期遵义文史研究有重要价值风靡一时持论精辟当年浙大生人手一册第一期《思想与时代》轻轻翻动已泛黄的书页，《思想与时代》第一期目次映
遵义市藏友10年寻得，对抗战时期遵义文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风靡一时持论精辟当年浙大生人手一册
第一期《思想与时代》
轻轻翻动已泛黄的书页，《思想与时代》第一期目次映入眼帘，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张其昀的《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本抗战期间，由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主编，当时在我国极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学性刊物，在遵义出现，引起文人学者们的重视。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期竟是一本创刊号。本地收藏爱好学者李连昌，守望多年，终于得到这本抗战文物，拿在手上如获珍宝，生怕它再经受岁月的摩擦，迫不及待为它包了一层书皮。
老人获《思想与时代》创刊号这本抗战时期月刊荟萃名家李连昌收藏遵义抗日战争期间文物几十年，至今依然孜孜不倦。虽然手里已拥有从上海和南通高价收回的两本《思想与时代》，但他一直心有不甘，原因是这两本分别是第15和第23期，他心心念念想着能收得一本创刊号就圆满了。等了近10年，就在他觉得没有希望时，近期从北京藏友处传来“风声”，《思想与时代》创刊号浮出水面！他立即与对方取得联系，通过多年来积攒的“关系”，硬是生拉活扯把这本创刊号搞到手了。
这是本何等厉害的月刊，竟然令一位年过70的老人如此渴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率师生西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1940年初，浙大西迁至黔，校区安排在遵义、湄潭两地。《思想与时代》是由抗日战争期间西迁后方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山东大学等几所中国著名大学联合创办的月刊，发起人有张其昀、张荫麟，贺麟、钱穆，朱光潜，谢幼伟等。因这些发起人和所在的学校分散于昆明、成都、乐山、遵义等地，便把编辑部设在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由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负主编，1941年8月1日在遵义出版了第一期。
对该刊物历史已研究得再熟不过的李连昌向记者介绍，当时浙大在遵义办的刊物，都是本地的石印或刻蜡纸油印，而《思想与时代》是专程送到贵阳文通书局铅印，23厘米x16厘米开本，浙江大学在遵义期间共出版了40期，以数字连接排序，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停了一段时间，1947年1月复刊，从41期排序，迄同年年底出至第50期停刊，该刊才结束了历史使命。《思想与时代》在贵州遵义出版发行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印刷、纸张、经费、交通、通讯等都极为困难，发行量也不大，因为刊物的学术水平很高，受到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的重视，故现在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国内一些大图书馆有不完整收藏，民间残存该刊极为稀少，创刊号更是凤毛麟角。
“这本刊物主要刊发有关哲学、政治、文学、历史、地理、心理、教育等内容的文章。作者大部分为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文科教授，文章多为见解精辟、启迪思想的佳作。”记者翻阅李连昌的三本《思想与时代》，看到了竺可桢、张其昀、钱穆、张荫麟、谭其骧等教授在地理、历史方面的论述，贺麟、谢幼伟等教授关于哲学问题相互讨论、争鸣的论述。
记者通过“互动百科”证实，当年的浙大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思想与时代》。昆明、遵义当时为国内学者、文人云集的地方，人才荟萃，被誉为战时文化名城。因此，这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我国人文社科的研究动态与学术水平的刊物，至今在中国学术界依然被津津乐道，传为佳话。
水洞街的文化瑰宝75年后辗转“回家”有意思的是，记者在创刊号封底本刊编辑部一栏看到印为“浙江大学史地所”；地址一栏为“贵州遵义水洞街3号”(当时的浙大史地所就设在水洞街3号)。据李连昌介绍，捞沙巷和官井的两条山溪汇合后，人们在汇合处城墙下开了个洞让水流入湘江，因此，把汇合处的街叫做水洞街。这条街是石板路，只有两三米宽，街道两旁多是官绅人家的木结构小青瓦四合院，水洞街3号是当时抗日远征军103师副师长郭{苍的私宅，借与浙大史地所使用，即今碧云路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址。
现在，李连昌的“心病”终于好了，他收藏的遵义抗日战争期间的文物已具规模，获得《思想与时代》的创刊号后，他觉得自己收藏的抗战类刊物才算完整。如今，作为历史资料，这份月刊对抗战时期贵州，尤其遵义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的研究，以及在激励地方人文精神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