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河池的骄傲2016-10-2417:10:43来源：河池网编辑：阅读数：网友评论:条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有多少河池儿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印？又有多少河池英才浴血奋战的故事呢？
近日，记者通过采访，试图寻找河池儿女长征路上的艰难足迹和骁勇善战的身影，重温河池英才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溯河池壮家“小鬼”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
多少河池儿女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征程。这其中，有多少河池儿女在长征中留下了足迹？
在研究相关史料后，市委党史研究室认为，参加长征的河池儿女主要来自红七军，通过其他渠道参加长征的河池籍指战员屈指可数。从红七军的整编过程，大致可以推断出河池参加长征的人数。
“事实上，红七军参加了两次‘长征’。”市党史办征编科科长韦煜介绍，1930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从河池整编北上，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行程7000多里，历经桂、黔、湘、粤、赣五省，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韦煜说，党史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小长征”。
“此次北上的7000多人中，河池籍指战员3000多人。”市社科联副主席韩建猛说道。韩建猛曾在市党史办工作多年，对河池将士参加长征有着较为系统的研究。
参加完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后，红七军牺牲将士近5000人，记载在烈士英名录上的河池籍英烈就有930人，“由此推断，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红七军还剩2000多人，其中，河池籍1000人左右。”韩建猛说道。
韩建猛说，在长征中，河池籍战士相对集中在由原红七军整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第五师（下称红五师）。1934年12月，湘江战役结束，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红五师则减至1000多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五师及随后由之整编而成的红十三团（直属红三军团指挥），在抢占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强渡金沙江和直罗镇等战斗中，屡建奇功。一场场战斗下来，这支曾被彭德怀誉为“猛如虎，精似猴”的部队中，原红七军指战员却越来越少，河池籍的更是寥寥可数。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长征结束时，从河池整编出发的红七军指战员还剩下多少人。”韩建猛认为，这个数字不会超过200人，河池籍战士大概也就剩数十人。
参加大小战役数以百计
“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院、法学博士李蓉说。在长征途中，包括河池籍指战员在内的红七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英勇顽强、血战沙场，参与了抢渡湘江、攻占娄山关、袭取遵义城等战斗，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其中，广为人知的当属湘江战役和娄山关战斗。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央红军在湘江地域与国民党30万军队进行了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血战——湘江战役。11月28日拂晓，红五师及军委炮兵营共3900余人奉命坚守广西灌阳新圩阵地，阻击敌军2个师加1个团共1.3万人。
经过三昼夜的血战，装备单一的红五师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拼死保卫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渡过了湘江，以红五师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为代表的一批河池英烈将热血洒在了湘江两岸的红色土地上。此役，红五师伤亡2000多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忆秦娥·娄山关》中，毛泽东这样描写了红军铁血长征中攻占娄山关的紧张激烈场景。
娄山关，位于贵州遵义北大娄山的最高峰上，是贵州北部进入四川的重要隘口，离遵义约60公里，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为建立黔北防御，中央军委决定派军追歼北窜之黔军侯之担部，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
在娄山关战斗中，担任前卫的是红十三团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及全连绝大多数战士都是河池籍。韦杰、覃应机率领侦察连，充分发挥河池人善走山路和爬高山的特点，连夜奔袭娄山关，率先抢占制高点，为夺关立下头功。
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趁势全线出击，直取遵义，3月1日到达乌江边，歼敌两师又八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仗。
“在长征的血路上，东兰籍的红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参加谱写了这部撼天动地的英雄史篇。”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研究员，自治区党史国史宣讲团成员庾新顺说，长征中，包括河池籍将士在内的红七军历经数以百计的大小战斗，功勋卓著。
浴血战斗锤炼河池英才
“长征的胜利，使党和红军骨干得到了保存和锤炼。”韩建猛说，经过长征枪林弹雨的洗礼和出生入死的考验，一大批河池儿女逐步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栋梁之才。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一次授衔，7位河池籍将军，有6人参加了长征。
上将韦国清，长征时任中央军委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率部在突破乌江、抢占金沙江皎平渡和奔袭通安州等战斗中屡建奇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后，韦国清调任红军大学特科团团长，和政委宋任穷率团担负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在巴西掩护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和红一、三军团，挫败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韦国清的机智勇敢，直到1971年毛泽东在长沙还记忆犹新。
中将韦杰，长征时任红十三团侦察连连长，带领连队担任前锋。1935年2月27日，彭德怀令韦杰率领侦察连从桐梓县南抢占娄山关，对红军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韦杰率侦察连历经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跋涉大草地、翻越夹金山，直取直罗镇，屡建战功。
中将覃健，长征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警卫连连长。1935年9月，军团决定将政治部警卫连和保卫局合并为保卫队，由覃健任队长。同年10月长征到陕北后，覃健带领警卫连参加徐海东指挥的围攻甘泉城战斗，机智作战，勇猛破城。此后，覃健升任红一方面军总部警卫营营长。1936年2月，覃健调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科长，军团委委员。
少将韦祖珍，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1934年，韦祖珍奉命带领20余人的突击队担任掩护任务。大部队安全转移后，突击队陷入重围，韦祖珍率部机智与敌周旋，单独活动七昼夜，于敌人“指缝”中溜出，所带人员一个不少。
少将覃士冕，长征时任红三军团保卫局驻十三军团特派员。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第六次负伤，长征开始时因腿伤化脓无法走动，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上征途，最后胜利完成长征。
少将覃国翰，长征时任红二军团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率部担任后卫任务。在红二方面军历时将近一年的长征途中，四十七团在覃国翰的率领下，对尾追之敌打得凶猛，抗得顽强，牢牢保护了军团的安全，真正起到了全军后盾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省军级的河池籍领导中，3人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担任过自治区主席的覃应机，由战士成长为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主任科员，再到红五师侦察连指导员，与韦杰一道率部参加了抢占娄山关、智取洪门渡等战斗；后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黄荣，长征时任红五军团电台报务员，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其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电台报务员；后任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的黄超，长征时任中央军委政治三局政治处干事。
此外，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还涌现出了黄雨山、覃恩忠、覃波、谭庆荣、唐子培、黄明金、黄道充、磨力等河池籍的优秀英才。
“红七军于1931年7月和中央红军会师后，部分骨干被抽调到各苏区工作。”韩建猛介绍，除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外，一部分河池籍指战员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曾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陆秀轩，时任红二军团保卫局科长；曾任重庆警备区政委的黄明政（享受正军级待遇），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正是这些战功显赫的河池将士，以及那些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河池儿女，用他们的血肉英魂，参与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韦煜说道。（河池日报记者黄开均实习生王国玲通讯员潘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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