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洛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所写的整风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回顾遵义会议时则这样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贡献，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特别肯定了周恩来对这次会议的贡献，他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遵义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毛泽东还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周恩来后来没有回过遵义。但他对遵义、对遵义会议有着特殊的情感。关于遵义会议的作用，他讲了很多。他曾这样说过：“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71年5月，他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对文艺、出版、宣传工作的意见时说：“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个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特别提出：“遵义会址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还要维持当年朴素的样子。”（《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党的历史教训时，周恩来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使革命开始走向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朱德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在遵义会议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召开9年后的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朱德后来虽然很少谈到遵义会议，但从他1961年6月30日建党40周年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首《遵义会议》诗中，可以看出遵义和遵义会议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陈云对遵义会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他后来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与遵义会议有着十分重要和密切的关系。
其一，陈云亲笔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迄今为止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最完整的原始材料。据考证，这个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的2月中旬至3月上旬，是陈云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撰写的。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在相当长时期研究遵义会议凭借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即《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还有就是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对遵义会议的记述。这些文献虽然很重要，但许多情节尚不具体，问题尚不系统。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1月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发现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经过辨认，确定为陈云的手稿。这个手稿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既具体、又系统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其二，遵义会议后不久，是陈云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使遵义会议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遵义会议后，为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中央在红军行进在贵阳、昆明附近时，几次欲派遣陈云去上海，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未成行。6月上中旬，当部队来到雪山脚下的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时，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安排灵关殿镇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他们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从灵关殿出发，经成都、重庆，于7月到达上海。
经过多方努力，在上海与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由于上海地下党连遭破坏，陈云又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9月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陈云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1935年10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史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与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莫斯科驻俄使馆帮助下，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协助下，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陈云1935年10月15日报告的俄文记录稿。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全文登载了这个报告的中文译本。
其三，陈云在新时期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有关方面的人员回忆有关情况，澄清了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悬疑。比如，1977年8月24日，陈云在家里接受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采访，将他所知道的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他个人的经历，尽记忆所及，按照纪念馆同志事先提交的提纲作了介绍。
陈云对宣传遵义会议倾心倾力，但对宣传自己则十分低调。上世纪80年代遵义着手恢复一些纪念场所时，本想恢复陈云的住处。他得知后表示：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刘伯承也没有住过，我们那时开完会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复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在做什么用，这就足够了。（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关于遵义会议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指出：“1935年1月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博古（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前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了绝境。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受到批评。在当时的气氛下，他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革命事业、党的事业大局为重，尊重大多数同志意见，接受政治局最后作出的决议，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和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观念和敢于负责的政治品格。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比如：1935年2月初在“鸡鸣三省”村召开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表决由张闻天接任博古的职务。博古干脆地回答：“好！明天叫小康（博古的警卫员）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他接受了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的任命，也没有因受批评而产生消极退缩情绪，坦诚地接受党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踏实、勤恳地为党工作，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应该说，遵义会议在博古这位年轻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一定是与众不同的。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样评价遵义会议：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作了结论。（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最早倡议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王稼祥“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读？党史》第5辑《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王稼祥后来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宣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王稼祥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刘少奇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长征前他主要负责白区和工运工作，长征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显赫。在会上，刘少奇提出了四中全会以来及五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在当时大多数参会人员尚未认识到“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的情况下，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左”倾错误路线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后来在评价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态度的时说：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邓小平后来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1980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中，遵义会议会议室内刘少奇的照片曾一度被取下。1980年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开馆时刘少奇还没有彻底平反，但馆方“冒险”将刘少奇的照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参加遵义会议的重要领导人的照片一同挂了出来。
关于遵义会议，刘少奇在1951年6月指出：在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6页。）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