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的遵义城，群众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希望，就如贵州诗人廖公弦所书：“昔日的老人走过这老的土墙，总一步一回头把土墙频频张望，这土墙的墙里藏着什么呀，老人们偏说壁中藏着太阳……”
81年前，这间27平方米屋子里召开的一场会议，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遵义会议会址（航拍）
红军向老乡买猪打的收条
红军战士使用的手雷
《尚书》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位于贵州省北部的遵义市，古为梁州之城，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地理位置优越，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这座曾被杨氏土司统治了700多年的黔北山城，原本只是一座富庶而宁静的小城。但81年前的一次会议，让它闻名于世。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解放了的遵义城，群众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希望，就如贵州诗人廖公弦所书：“昔日的老人走过这老的土墙，总一步一回头把土墙频频张望，这土墙的墙里藏着什么呀，老人们偏说壁中藏着太阳……”
机智
假扮黔军攻下遵义
8月的盛夏，遵义老城区内，一条石板街，总是车马骈阗。这条长200余米、宽约8米的老街，名为“杨柳街”，可当地人更喜称它为“红军街”，似是为了时刻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
1935年1月7日，渡过乌江的红军先锋部队解放了遵义城，并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休整了12天。正是这短短数日，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召开了转折性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提起遵义城的解放，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党史专家刘岳使用了“机智”二字，还原了那场“四两拨千斤”的“便宜仗”。
1935年1月6日下午，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占领了距离遵义20公里的黔军外围据点——桑木桠。备战之中，红军通过俘虏中一名连长的“口供”，摸清了遵义城的工事、兵力，便决定化装成黔军，先利用俘虏去诈城，其余部队后续跟进。
晚上9点钟左右，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三连、团直属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化装成黔军，并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黔军俘虏带路，向遵义城进发。当时，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又下着大雨，路滑得像泼上了油，几乎每个人都得摔上几跤，很多人的草鞋被烂泥拔住拽不出来，就赤着脚，踏着碎石、烂泥和荆棘，在雨中疾进。
急行了两个多小时后，曾宝堂一行人到达城楼下，只见城门紧闭，黔军哨兵在城墙上悠闲地巡逻，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全然无知。他们便故意急匆匆地跑到城下，制造出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要求黔军迅速打开城门。
“干什么的？”黔军哨兵气势汹汹地叫嚷。
“自己人！”俘虏特意用贵州话回答。
“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快开城门，救救我们！”
三言两语，守城的黔军把他们当做了“自己人”，便主动卸下了门闩。红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涌进城去，夺下了遵义，大多数黔军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成了俘虏。
务实
开会没排座次
“欢迎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本馆于1955年10月对外开放，您看到的门匾上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为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11月所题写。”
每天早晨，与“红军街”一墙之隔的子尹路96号，讲解员都会用这句开场白开启一段讲解。夏季，是遵义的旺季，全国各地的游人到达后，第一站都会奔向子尹路的会址，由此开始“寻根之旅”。
青瓦、灰墙、歇山顶，门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各种图案的玻璃，长廊顶部还塑有大白菜、南瓜、梅枝等栩栩如生的花饰……即使从现代的观点看，遵义会议会址所在的两层砖木小楼，也可称得上富丽堂皇。
上世纪30年代初，这栋小楼本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邸，这在遵义城内是首屈一指的“”。红军进城后，柏辉章逃跑，人去楼空的府邸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住所。二楼东边大约27平方米的小客厅，则临时改成了会议室，就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
补白
彭德怀为何中途离席
在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队集中力量，向位于遵义以南刀靶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紧迫。军团长彭德怀立即从会场离席，奔向前线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
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参观了会议室。
一切都还是1935年的样子，仿若时光已随着墙上停摆的挂钟而定格一般：推拉门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板栗色长方桌，桌下是一只烧木炭的火盆，顶上是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吊灯。20把木边藤心椅，整齐地摆放在长桌周围。
“藤心椅是1965年仿制的，当时开会时并未这样摆放。”工作人员介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并没有排座次，参加者都是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带伤的王稼祥是在躺椅上开完整个会议的。
只有李德的座位，根据他的事后回忆，是在过道口通往另一侧走廊的地方，以方便抽烟，而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自然坐在了他的旁边。
后据当事者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间7时开始，到凌晨时分结束，是长征期间条件最好的一次会议。
补白
小小展品佐证会议时间
一度，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还曾有过争论。后经多处佐证，确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月15日至17日。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1月13日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于“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份电报的仿制品，如今就陈列在纪念馆中。另外，陈云的手稿中也记载：“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
红军入城三种店铺生意好
在遵义休整了12天后，离开之时，红军战士们的体质比长征之初好了许多，吃得不错，衣服和鞋子也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
据说，军队到达遵义后，城中的三种店铺生意兴隆：一是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是三家书店，“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第三就是面馆和酒楼。尤其是城中的一家川菜馆子，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味美且价廉，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颇受欢迎。战士们把城里好吃的东西几乎吃了个遍，许多人还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用羊肉、鱼、鸡和蔬菜（特别是芋头）层层摆好，放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肉汤传言还可以医治头晕头痛。
遵义城内商业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战士们买东西都照价付款。
长征出发时，随中央红军踏上征途的主要领导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红军菩萨”的左脚都被摸亮了
批判
清算“左倾”错误
三天会议中，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然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据与会者回忆，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毛泽东发言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守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观点。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
转折
长征初见曙光
长征中，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经过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人。会后，又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这份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