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极古典，也...
贵州遵义—传奇之城
2013-10-1515:02:00
来源：
作者：文｜武眉凌图｜胡志刚
“遵义”之名出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遵义是一曲古老的歌谣，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桐梓人”用火点燃了遵义历史的进程。它在秦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相辉映中缓慢前行，土司制度的千年兴衰使它深沉内敛；遵义会议的光芒把它推到史册中闪闪发光；国酒茅台让它享誉全球。而它的山山水水也如被窖藏在时间隧道最深处的国酒，任光阴默默地把美丽酿造成绝版，启开便香飘万里。
遵义新貌
遵义是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斜坡地带上的一座山城，所以历史上它曾是巴蜀、夜郎等多国领地。唐初建播州，至明万历二十九年，平播之战后，播州改名为遵义军民府，从此遵义名取代播州，至今已400余年。
跌宕起伏的历史，打造了沧桑遵义。时间长河冲不走历史的痕迹，让我们在斑驳中感受这个城市的厚重和多彩。
海龙囤，湮灭不了的辉煌
海龙囤是一座中世纪军事古城堡，位于遵义海龙囤村龙岩山上。龙岩山三方峡谷断崖百丈，河谷海拔907米，囤顶为1354米，相对高差三百余米，始建于南宋宝祐六年（1257年）至今已达750年。海龙囤是播州杨氏十五世土官杨文为抵御蒙古大军修筑的屯兵要塞，是宋元明时代播州土司家族主要的军事堡垒之一，其创建时间比秘鲁印加帝国部族的马丘比古堡早300多年；面积比欧洲十字军东征攻克的以色列古堡大数倍。
其实，海龙囤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军事城堡，其上修筑的宫殿、朝堂、家庙、寝宫、仓房、医馆等是古代城市的缩影。海龙囤由播州杨保人、撩人设计建造，凝聚了汉、苗、仡佬、土家族等民族匠师的集体智慧，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地域民族特征。
如今这座被熊熊大火烧过的古堡，独立在龙岩山东麓400余年。欧洲旅游协会副主席迈克尔博士认为：海龙囤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为神奇的中世纪军事城堡，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空中城市”。
唐末，播州陷于南诏，乾符三年，杨氏祖先杨端从太原应诏入播，为杨氏子孙打下了这片江山。宋宝祐五年（1257年），已经控制云南的蒙军东出大理，逼近播州，播州土官杨文申奏朝廷后，“选诸路险要去处筑城，以为根柢”。于是在龙岩山上倚天险营建军事城堡，称“龙岩新城”即海龙囤。
中世纪古军事城堡海龙囤飞龙关
时间倒回到明隆庆六年即公元1573年，杨应龙承父业世袭播州宣慰使。那时，明朝皇帝一向对西南土司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只要土司们效忠明朝，缴纳朝廷所需的贡赋，土司在自己辖地便是国王。然而，“播称沃土，人人垂涎”，川贵二省争相领辖播州。贵州更想借朝廷改土归流，将播州划入版图。杨应龙再也不能安心过“养马城中，百万雄狮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的日子了，再加上他听信小妾田雌凤谗言，杀死结发妻子等诸多暴行，使土司领主集团内部分裂，贵州官员于是趁机挑衅，编造杨应龙四大罪，定为“谋反”，在紫禁城里激起了“征剿、平叛”的鼓噪，海龙囤上的“半朝天子”也开始了鱼死网破的挣扎。
据史料记载：兵部右侍郎李化龙督师24万官兵，把只有几万兵马的海龙囤围得铁箍一般，环而攻之，艰涩拼争。滚木石，交杂如雨……天心既吐，地险何凭，公元1600年6月6日，明军终于从囤西后关破城，喊杀之声震撼山谷，应龙兵败，与俩爱妾关上大门，燃房自缢。平播战争进行114天，官军血洗播州，斩首2万余人，繁华播州地化作焦土坟场。至此结束了杨氏自唐以来725年，传29世的土官、土司统治。
199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海龙囤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海龙囤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又在申遗，海龙囤的青石路上又有了纷至沓来的脚步声……
寻访先烈峥嵘岁月
遵义之美，美在以“伟大转折，出奇制胜”为标志的红色经典，浑厚磅礴，华光四射。红军纵横万里，最关键的会议、最重大的转折、最神勇的战斗都发生在遵义这块极富灵性的土地上。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遵义崛起，给低谷中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转机；作为伟大的军事家，遵义造就了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作为伟大的诗人，他走笔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作为伟大的书法家，他在全国革命纪念地中唯一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写了匾额。红军的长征文化，以及这些经典绝版的红色印迹，使遵义成为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不可不访的革命圣地，遵义也因此而成为人们的福地。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老城子尹路上。如果说长征是一部伟大史诗，遵义会议便是这部史书中最扣人心弦的激越乐章。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红军山雕塑
在遵义市凤凰路小龙山上，有一座庄严肃穆郁郁葱葱的山岗，当地老百姓称它为“红军山”，这里就是红军烈士陵园。整个陵园前临湘江河，后靠凤凰山，陵园进门是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建的一座别具特色的纪念碑，碑正面是邓小平同志手书的竖写“红军烈士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碑后是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墓，有77位烈士长眠于此。在烈士名录上，有七八个战士，年龄还不到20岁，看着石碑上镌刻的名字让人禁不住流泪。
红军烈士陵园里还有一座圆圆的坟墓，墓前高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红军坟”三个大字。遵义方圆数百里的乡亲，都知道小龙山上的这座红军坟，因为坟里葬着一个为解放人民群众而英勇牺牲的红军卫生员，他的名字叫龙思泉。
1935年1月中旬，红军来到遵义，得知城南7里远的桑木桠流行着一种疾病——伤寒，当时群众叫“鸡窝寒”，意思是像鸡那样，生了病便一窝一窝地死去。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听到这一消息，便奔赴前往救治。待乡亲们恢复健康，龙思泉回到驻地，发现部队已经离开，他根据桌上留下的字条，手提马灯急速追赶部队，行至密林深处时，树林里晃动的人影引起了他的注意，没容他多想，子弹朝他飞来，龙思泉倒在了草丛中，鲜血在马灯昏暗的光圈里润湿了土地。
乡亲们听到龙思泉牺牲的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亲人安葬在青山上，一年四季不断到坟前来祭扫。他们有什么苦难也到坟前来诉说。传说有一个老大爷生病无钱医治，梦中龙思泉前来替他看病，老大爷醒后身体便恢复了健康。于是，红军坟里埋葬的是“红军菩萨”的传说便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为了便于人民群众祭扫，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这座坟从桑木桠迁到红军烈士陵园里，还为其塑了铜像，有意思的是卫生员本是男的，塑的铜像却成了女儿身，像观音菩萨，这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
遵义会议会址
在青杜坡战斗遗址，我巧遇一位70多岁的老人，她说她的生命是红军给的。当年她的母亲背着她赶集，面对天上的敌机不知躲闪，7个红军战士一同扑到她母亲的身上，她得救了，但7个红军都牺牲了……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两日婚姻一世情，令人唏嘘。
1935年1月，红军长征来到遵义，22岁的王泉媛和王首道均被调到保卫局工作，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他们结为革命伴侣，新婚当晚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从战场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按照家乡江西吉安的习俗，王泉媛应该送王首道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当时在急速的行军和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和材料做。第二天，他们便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直到半年后的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修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讯员送信，叫她晚上到他住的小木楼去，他们谁也没想到，新婚后在一起的第二个夜晚，便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夜晚，再见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
1937年3月，时任由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的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相遇。为了迷惑敌人，她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经过40多天血战后，红军女战士们打响了妇女先锋团团史上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敌人扒下了牺牲女战士的衣服，他们才发现自己挨冻受惊地把守了那么长时间，原来对手仅仅是一群女战士，于是他们怪叫着冲将上来。王泉媛最后被俘，在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经艰苦逃出牢笼后，却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沿途乞讨回乡。等到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已是76岁高龄。
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作证为她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心潮澎湃，在妇女联合会上，王首道向王泉媛缓缓走来，终于，王泉媛握起那双曾经是自己丈夫和战友的双手，两位老人唯有泪千行……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王泉媛来到北京看望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王泉媛没有带任何礼品，只是带来了一双自己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地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啊！”……
说到坎坷长征路，很多人会立刻联想起艰难困苦，慷慨悲壮等词语。在女红军纪念馆里有一段文字记载了那个非一般人能感受到的长征。
“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这是康克清讲述的对长征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此轻松愉快。无独有偶，朱德在长征中也有同样轻松愉快地感受，而且他的回忆很生动，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比如过草地，“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事，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
一些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感叹说：其实他们走过的那些地方，风景是非常美丽的，但大多人没有心思去欣赏，朱德和康克清却看得兴味盎然。长征文化是遵义文化的一部分，走红军路不仅是去踏一踏先辈的脚印，更要去吮吸长征的精神食粮，乐观是最美的精神大餐。
沙滩，晚清遵义文化的一缕月光
沙滩，位于贵州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距遵义市中心城区47公里，它因乐安江中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洲而得名。沙洲的形状很像一把古琴，故又称琴洲。沙滩一带江水碧绿，两岸田园阡陌交错，翠竹环绕农家庭院，千古林柏掩映古寺，一派灵秀之气。从明朝末年到清明后期，沙滩孕育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其学术成就影响深远，被誉为“沙滩文化”。
这片土地能涌现出沙滩现象，源于贵州文化的曙光。距今约2000年前的东汉教育家、书法家尹珍，开贵州文化教育先河，是贵州引以为豪的古文化现象。而沙滩文化，则是在这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滋长出来的必然现象。有人说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我认为他只能算是栽培者，是千百年前尹珍矢志传播中原文化，泽被故里撒下的种子，在那一时期的绽放。沙滩文化以郑、莫、黎为旗帜，章士钊诗：“西南面大儒，俱生牂牁郡”指的就是郑珍和莫友芝，他俩合作撰写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在学术界与著名的《水经注》、《华阳国志》相提并论。
赤水丹霞
莫友芝一生恪守其素，博览群书。李鸿章、祁隽藻荐于朝均辞不就，终成一代鸿儒。莫友芝逝世，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往祭奠，挽联云：“京华一见倾心，当时书肆论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樽和泪，来吊新人”。
沙滩三贤中，唯有黎庶昌是走向世界的外交官，也是贵州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在清朝出使外国的大臣中，黎庶昌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