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二）
2013-03-1909:49:00来源:(北京)
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西安事变：毛泽东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
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
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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