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的双方战士，竟住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让李锡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红军白军吃住同等、治疗同样，再加上都是穷人子弟，所以相处很好，并没有什么矛盾。医院里缺酒精，就用白酒代替，纱布药棉也都是土办法做的。虽然条件简陋，医院还是创造了不少奇迹。一个红军没有外伤，但小便流血，痛苦万分。田庆云给他做了外科手术，取出一颗生锈的弹头。
文/片本报记者张跃伟刘飞跃
这支军队拿药竟然给钱
10月1日，国庆节，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人头攒动。一只白色的袖标静静躺在玻璃展柜内，与馆内成千上万的枪弹、衣物、文件等文物比起来并不显眼。袖标上有“遵义平民医院医官证”9个字，旁边是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处破旧的房屋，文字介绍说它是“遵义贫民医院旧址”。除此之外，再没有关于这个“贫民医院”的详细介绍。
到底是“平民医院”还是“贫民医院”，平民医院是谁办的，干了什么，和长征又有什么关系？记者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长征学学会的专家，几经辗转，找到了平民医院工作者的后人，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5年，红军长征先后两次进占遵义，并在附近的土城、赤水、娄山关等地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出现大量伤员。当时部队药品奇缺，只好全城寻找。遵义最繁华的丁字口有家“太平洋大药房”，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专门来到这里求药。药房的老板叫谌明道。
“父亲和贺诚交流很愉快，当时想送些药给红军，没想到红军坚决要照价付钱。”81年后，谌明道的儿子谌世昌回忆，红军的“异常”举动获得了谌明道的极大好感。以往的部队“军爷”哪有这么客气，红军占领遵义，国民党部队撤退时还大肆劫掠一番，导致不少商户挂出“溃兵抢劫停止营业”的牌子。
谌明道拿着红军付的钱又去进药，再卖给红军，其他一些药店也对红军敞开大门。医生田庆云医术医德都很好，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当时还是小伙子的李锡凯在他的“中英药房”当学徒，亲眼看见红军接二连三到病房来上药，“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眼见红军越来越多，药房里拥挤不堪，在隔壁茶馆喝茶的当地人张鑫华提了个建议：不如搬到龙栖寺去。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医疗点在龙栖寺形成了。
红军白军伤兵同住一个医院
不过，红军很快就撤离了遵义。1935年2月底红军离开时，仍有不少伤病员因军情紧急不能随队，如何妥善安置这些人成了大难题。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介绍，当时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请张鑫华、田庆云、谌明道等社会贤达一起吃了顿饭，希望他们能想办法照顾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李富春还提出，希望他们不光救治红军，黔军、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也可以治。因为不管红军白军，很多都是穷人家子弟，白军不少士兵还是被迫打仗的。
众人接受了这一嘱托。一致商议，决定成立一家医院，名为“遵义贫民医院”，以张鑫华为董事长，田庆云为院长。太平洋药房等多家药店支援药品，约20名医生聚集一堂，还有10名跑前跑后的帮办。张鑫华草拟了一个《通告》，在城内四处张贴。
通告发出后，散落在各处的红军伤员蜂拥而来。李锡凯当时是医院的书记（相当于文案人员），他多年后回忆，红军有的拄拐来，有的三三两两搀扶着来，还有的是十里八乡的农民用门板或简易担架抬着来的。
李锡凯说，来的白军也有不少，不过都是自己来，没有人送。伤员越来越多，龙栖寺已经住不下，医院又把伤员转移到张爷庙、腊光庙和江公祠，四处最多时收治了700多伤员，其中红军500多人，国民党兵100多人，贫困群众几十人。
就这样，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观出现了，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的双方战士，竟住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让李锡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红军白军吃住同等、治疗同样，再加上都是穷人子弟，所以相处得很好，并没有什么矛盾。
医院关闭后20名伤兵成最后牵挂
医院是民众自发建的，医护人员都是义务来干活。没有有力的支持，时间一长医院运转就开始吃紧。医院只得向社会募集资金买药。遵义市民闻风而来，慷慨解囊。李锡凯第一天就收了银元430多元，铜钱2500多吊。
李锡凯回忆，医院里缺酒精，就用白酒代替，纱布药棉也都是土办法做的。虽然条件简陋，医院还是创造了不少奇迹。有一个红军并没有外伤，但小便流血，痛苦万分。战士说自己中过流弹，没有取出，田庆云就给他做了外科手术，结果真取出一颗生锈的弹头。经过个把月休养，这名战士痊愈了。
红军离开后两个多月，国民党官员陆续回城，迫于张鑫华、田庆云的声望，勉强允许医院继续运转。“既治红军也治白军，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让医院在国民党统治时继续存在有了些理由。”时至今日，李永福仍对先辈们的做法敬佩不已。不过之后，政府强迫“贫民医院”改名为“平民医院”，医院运转也越来越困难。
1935年6月，完全靠民间力量运行4个月的贫民医院关闭了。“听说最后还有20多名红军重伤员，被国民党军队带走了，他们最后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里，那些还未痊愈的战士们的命运，成了李锡凯和贫民医院同事们从未停止的牵挂。
被帮助过的红军也没忘记他们的恩人。曾接受治疗并做了贫民医院医生的小伙龙江里，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三人民医院院长，1958年还专门写信给当年的贫民医院职工，表示深深的谢意。
而让谌世昌一家自豪的是，谌明道上世纪60年代去北京，受到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副部长傅连璋的接见和细心照顾，傅连璋还请他到自己家吃了顿饭。“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谌世昌说，父亲生前常常跟他念叨这句话。
那些挖掘和守护红色的人
本报记者张跃伟刘飞跃在红色遗迹和红色故事遍布的遵义，贫民医院的故事流传并不广。李永福一直在想办法让更多人了解父辈的义举，他的堂兄李永林退休后则成为研究长征的民间人士，李永福、李永林兄弟是“打捞”长征历史的民间代表，在机关单位内，也有一个群体对长征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就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但他们的工作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
杨又铸曾在贵州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工作，十多年来一直考证困牛山战斗，不少证人是他爬山路一家家送小礼品拜访，好说歹说才开口的。没有他的努力，也许这场悲壮的战斗只能在当地百姓中流传。2015年，杨又铸自费10万元出版《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杨又铸说，他出书也是被红军的壮举感动。但他觉得，这样的事更应该由相关部门来做。
与杨又铸经历相似，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党史研究室的蒋桂花也对当地长征史有深入的研究。一位香港客商想捐资在当地建个长征纪念碑，她用一年多时间帮助完成了选址认证，最后纪念碑建在了大山深处的求吉乡。
《山东记者沿着红军的路“遵义贫民医院”救红军也治白军》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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