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
“广义遵义会议”通过前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擅长军事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高度智慧和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加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第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作为中国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
扎西会议
苟坝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军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要研究上述遵义会议前后的系列会议，同时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研究和认识。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的人民和军队中树立了较高威信。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在上海的中央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以及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却受到不公正待遇。
其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及对毛泽东的再次不公正待遇
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