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地说，长征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认为是有一点准备的，如长征以前八月七日派六军团（弼时同志带着）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地区出发，到湖南、贵州与贺龙同志会合，建立湘鄂川根据地。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利用在与贺龙同志会合的过程中勘察一些路线，搜集些情况，供给些资料，以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此外，长征前也补充了一些新兵，动员了一些人等。长征开始准备由中央苏区撤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结果没有做到，因为有几项最基本的工作没有搞。
首先，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们传达的。那样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动员就是最大的错误，就没有了精神准备，官兵的积极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最高度，一遇到困难就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如果早就作了政治动员，各种倾向就会防止和容易纠正。
其次，在军事上准备也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好好地搞。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兴国，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补充工作上，本应该补充主力，但相反的却成立了新的兵团。主力师是四、五千人，而教导师也是五千多人，还有几个新兵团。八军团、九军团都是新的番号，除了第三师以外，其他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师都是新成立的，不是老部队扩大起来的，干部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因而战斗力比较软弱。如果一个老的团扩大成为两个团，那就不同了。为什么新的部队战斗力弱呢？就是因为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在大庾北稳下村时，广东敌人出来一个营，就把我们教导师的一个团打散了，跑得两面山止郡是。后来八军团在贵州整编时，只剩下一千二百人，编了一个团给我们。所以，虽然组织了很多新的兵团，但作用并不很大，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搭起了一个架子。走起路来，一、三军团为左右先锋，八、九军团打接应，后面由五军团担任掩护，中央军委直属队在中间，“坐的‘五个人’抬的‘轿子’”，搭的架子很大，但没有发挥主力的最大作用，新的部队也没有起到作用。
长征时不仅是基本准备工作没有做，而且对敌人的估计也是十分错误的。当时领导上为什么敢于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因为误认西南（广西、贵州、湖南）的敌人装备差，而没有估计到西南敌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作战时，由于遭受到严重的失败，把当面敌人的战斗力夸大了，害怕蒋介石，却轻视西南的部队。这种估计完全是错误的。长征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部队倒还好打，红军和他们是老对手了，只要被我一包围，他们就集合缴枪；而西南的部队却不好打，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我们。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一千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队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就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想办法去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作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抢到敌人前面了。因为我们从古陂圩突围的时候，敌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从赣江左岸打吉安，所以周、薛纵队赶快从苏区撤出来，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冈山一线布了防，并且等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发现我们到了湖南，知道不是打吉安，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追我们。如果我们那时一天走五十里路，就能走在敌人前面了。照例说，战役应该选择道路，控制要点，压迫敌人在不利的道路上，我们在有利的道路上。可是恰恰相反，我们在长征中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大马路。我们沿着五岭山脉在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上转来转去，走得很不痛快，而且是夜行军，一下雨路就相当滑，加上好多重的行李，就更困难。曾经有这样的事：一个夜晚从小山这边翻到小山那边，总共不到十里路，坐一下，走两步，行动就是这样迟缓。敌人走大路，我们走小路；敌人走得快，我们走得慢，所以丧失了很多机会，结果敌人就跑到了我们的前面。长征开始是摆起架子搬家，但碰到敌人一打就拼命退却逃跑。口头上天天喊“备战”，实际上天天在“避战”，敌人来了打一下，赶快转移，而不想办法消灭敌人。这样的方式，毛主席形容为“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叫花子一边走，一边打狗，狗咬不着就行了，也不准备把狗打死。
长征的时候，前面先锋部队虽然打得好，但是后面走不动，前面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守起来等，等后面祁队到了再走。因为走不动，所以丧失了很多有利的机会，完全处于被动、处于消极逃跑的情况，而不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如果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首先就可以在湘南停下来。湘南过去搞过暴动，以后二十九团的人又回去过一些。在湘南过路时，有一个黄茅山，山上还有游击队。如果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把伤病员和拿不动的东西给他们，打一下周、薛纵队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在湘南不停，继续走。一过湘江、漓水，那时就很恼火了：广西敌人来了，湘南敌人也来了，周、薛纵队又追来了。这时一军团在全州，打了一个礼拜，三军团在灌阳、兴安打了一个礼拜，完全是掩护战斗，消耗很大。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后面的敌人又打来了。五军团十三师在没有到湘江的时候，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敌人切断了。后面文市的敌人又追上来，我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来，但是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丢掉了。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那时拉过多少就是多少，拉不过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有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这也是教条主义者军事上指挥错误、路线错误的总暴露。
在长征这一阶段，过了几个要害的地方，一个是过湘南，一个是过湘江。由于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高明的战役指导，结果部队减员很多。夜行军搞多了，味道也不好受。那时弄得疲惫不堪，部队有很大的削弱。
过了湘江以后，本来还想向北转到二、六军团那里去，结果城步、武冈都有敌人赶到，把去路给堵住了。没有办法向北，只好向西。又由越城岭向西过苗岭，完全在山里转。这时广西的敌人侧击、袭击我们，还搞了一些特务，在我们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我们没有房子住，同时把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坏。这样一搞几个月，弄得很疲惫。夜间行军行得久了，消耗很大，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掉队，发生问题。以后形成了一个规律，就是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就走，第二天又是这样。这样一搞，体力消耗很大，部队有很大的削弱。新兵、民夫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很容易掉队。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我们军团走在后面，就更伤脑筋，前面走的还可以弄到些东西吃，我们走在后面的就没有了。有的同志疲劳到这样的程度：在山路上他靠着休息一下，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又饿、又累、又疲劳，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在数量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去掉了一半以上，而且战略目的没有达到。所以陈毅同志说：走死、饿死和战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与其走死、拖死，不如战死。如果真正以这样大的牺牲来进行战斗，那要打多少漂亮的仗，要消灭多少敌人！
……
到黎平休息两天以后，改编了军委纵队，其他的军团整顿了一下，这样才过乌江。到一九三五年一月进入遵义，接着就开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事先作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就看到不对头，在行军过程中又看到这些情况，所以写了一个东西，预备了一下，在长征过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酝酿。在下面，大家也对领导上有一些意见，因为客观事实就是中央苏区丢掉了，长征中红军削弱了，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到遵义休息了十二天，就把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军事路线，从五次反“围剿”失败搞起一直到长征，把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保守主义、退却逃跑等问题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最后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领导是很艺术的，他对政治路线根本不提，只谈军事路线。因为当时如果谈政治路线，牵连的面就更大了，所以抓住了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军事路线。那时主要的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都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集中力量抓这一点，就可以争取很多的人。毛主席说：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完全是教条主义统治的，他是被排挤的，能够对教条主义的中央把事情说通，说得心服，就说明他是很艺术的，他也作了很多的工作。当然，以后的历史给那些教条主义者已作了结论。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跃了。
为什么在遵义能休息这么久？因为我们过了乌江打遵义的时候，二、六军团打了很多胜仗，牵制了湖南的敌人，在战略上起到掩护我们的作用。二、六军团一出桃源，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把张振汉捉到了，直接威胁常德。同时，我们到遵义后，敌人估计我们可能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因为他们看到六军团是这样走的。周、薛纵队就在芷江、洪江严阵以待，准备打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遵义休息了这么久。后来敌人看到我们没回头，他才进贵州。这时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合不了，只有想办法与四方面军会合。本来这也是好机会。四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是打了胜仗的，把刘湘的六路进攻都粉碎了，是一个胜利之师，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央要他们第一步控制嘉陵江，来接应我们。我们亦开始准备北进，打算在宜宾、泸州之间过长江，而后再过嘉陵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可是我们从遵义出来到桐梓，发现敌人有准备，潘文华指挥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在沿江两岸布了防、筑了工事，并从松坎出来一支兵（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追我们，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得很好。北进不可能，后来追兵又来了，仗又没有打好，怎么办？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这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这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北进不成，只有在贵州附近打圈子，建立川滇黔苏维埃根据地。
以后从威信又回到桐梓，从娄山关打到遵义，把王家烈的部队打垮，夺取了遵义城。以后守遵义城。有两座山，一个叫老鸦山，敌人攻山，把山给占领了。那时张宗逊同志被打伤了，邓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