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8-09-04
在中国现代近一百年的历史上，上海与遵义多次相逢，对于上海人来说，遵义，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
记者｜黄祺策划｜袁云超
（鸣谢遵义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对本次报道的大力支持）
遵义？遵义会议那个地方？
是的。
遵义？
不知道。
茅台酒知道吧？
当然。
茅台酒就产自遵义啊。
遵义产茶？我没喝过。
没关系，尝一口，你就会惊叹遵义茶的醇香，那是来自云雾山岭的味道。
遵义？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曾在那里工作生活30年……
与上海相距1800公里的遵义，是黔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竹海茶园、青山碧水，既有繁荣的城市，又有宁静的乡村。2015年总书记考察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看到干净的民居、盛开的鲜花，感慨道：“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在中国现代近一百年的历史上，上海与遵义多次相逢，对于上海人来说，遵义，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
远方，是什么样？本期《新民周刊》带你去看一看。
遵义离上海最近的一座城
遵义，距离上海有多远？
如果从地理距离和文化传统上看，遵义离上海，的确很远。
一个是有着巴蜀文化基因的黔北重镇，吃辣椒，喝茅台，粗线条。一个是有着一百多年商业传统，中国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都市，吴侬软语，讲规则，重效率。
登上飞机，飞行3小时，到达遵义。
坐上，跨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行程1800公里，到达遵义。
但，历史是神奇的黏合剂，将相距近2000公里的两座城市，拉到了一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繁华淮海路后的一桩石库门小楼诞生。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老街的红色小楼里，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两次会议，后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的国家命运。2013年，上海市委书记在遵义时说：“遵义和上海都是红色城市，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有着特殊地位。”
1964年，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央书记处决定，集中力量建设内陆地区，重要企业搬迁至内陆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上海多家企业，搬迁至遵义，为遵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第一次飞跃。当年的上海三线建设者“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批如今已经退休的上海人，把遵义和上海都当作故乡，很多人的后代仍在遵义。
上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作家叶辛在内的一大批上海知青到贵州，其中一些上海青年，到了遵义。
就在这一段历史渐渐淡出人们记忆时，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遵义市，第一批援遵干部踏上征程，遵义，再次回到上海人的眼前。
现在，遵义和上海两地党政干部、医生、教师、商界人士、游客来往频繁，上海许多机构和公司，与遵义开展了各种层次的合作和交流，上海到遵义的航班几乎天天爆满。遵义机场原设计规划2040年达到65万人次，2014年遵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67万，提前26年就超越了计划，2015年旅客吞吐量83万人次，今年半年旅客吞吐量51万人次，预计全年吞吐量可突破100万人次。
原本对遵义陌生的上海人发现，原来，遵义曾经离上海那么近，现在，离得更近。对于上海人来说，原本只是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地名“遵义”，因为这种频繁的交流，从陌生变得亲切。
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有投资优势、有事业空间……遵义，逐渐展现出后发优势。2015年，遵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68亿元，同比增长13.2，在西部30个同类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排名第六位。在2014年和201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遵义市均位列市级行政区中盈利竞争力第一。
这是一座充满着活力的城市，是一座有浓厚人情味的城市，是一座绿色又安逸的城市，值得细细品味。
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时候看似偶然，细究，常常又是必然。
1921年7月，10多位年轻人来到今天的上海兴业路上，走进一桩红砖石库门小楼，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发生在繁华淮海路后的神秘会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中共一大的召开，开启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何是上海？
19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中心，有数量庞大的工人阶层，是工人运动的热土，这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上海是华洋文化交融的都市，新的革命思想在城市中滋长和传播，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舆论基础。再加上当时上海独特的租界格局，给革命火种带来了可以利用的生存空间。上海还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为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波澜，将上海推到了转折点，让上海变成了一座红色的城。
13年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考验，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陷入危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的长征。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错误和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历史最终告诉我们，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转折会议。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战事时局，让遵义成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与上海一样，转折会议发生在遵义，也与遵义这座小城的客观条件有关。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现在的遵义市区域，被称为播州，领辖范围比如今的遵义行政区域还要大。播州从唐末到明末的725年间，为杨氏土司所世袭统治。杨氏土司的军事工事海龙屯，如今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土司制度被取消，实行“改土归流”，次年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分别隶属四川、贵州两省。清康熙年间直称遵义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与重庆交接，由于历史上长期隶属四川，交通比贵州南部便利，因此文化和经济上也相比贵州其他区域更加开放和发达。
红军到达遵义时，湘江河岸的遵义小城，已经是西南一座繁荣城市，从遵义会议会址的两层小楼，可以想象1930年代这座小城的面貌。遵义会议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砖木结构，中西合璧，有多个房间，带有精致的庭院。除了这幢会址小楼，参加遵义会议的多位代表的居住地，也是国民党官员逃跑后留下的私宅，同样是气派的黔北庭院建筑，与上海的一大会址相比，并不逊色。
遵义自古是黔北重镇，也被誉为黔北粮仓，经济上富庶，这首先为长征中的红军驻扎和休整提供了补给上的保障，有了驻扎的条件，才有可能召开会议。
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上比较开放的内陆城市，遵义自古崇文重教，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北上投身革命，民众对革命思想的接纳比较容易。红军进入遵义城，遵义市民夹道欢迎，并为红军娄山关战役、四渡赤水提供补给保障。
遵义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氛围，给遵义会议的召开营造了宝贵的客观环境，让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难得的休整，为后来更加艰辛的征程，储备了力量。
红色，是遵义这座城市的底色，红色基因已经植根在每一个遵义人的血脉中。历史选择了上海和遵义，两座城市的名字，注定将永远是中国红色历史上最闪光的名字。
一群人，两个家乡
19岁的青红，站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的蒙蒙细雨中，背景远处是青色的山，近处是青色的工厂宿舍楼，青红眼中的忧郁也是青色的。青红出生在贵州三线工厂的宿舍里，父母都是上海人。父母准备举家迁回上海，而青红却难舍恋情。对于这个上海人的孩子来说，贵州是故乡，上海却成了异乡。
这是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中的情节，电影获得2005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王小帅1966年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时被父母带到贵州，在贵州度过13年，是一个标准的三线建设者子弟。《青红》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的家庭中，是一段特殊的迁徙史。
遵义，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企业，是遵义三线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给遵义带来第一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上海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将上海的生活习惯、社会风气带到遵义，让这个内陆城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今遵义市区繁华的上海路，被法国梧桐簇拥，很多当地人说，上海路的风情，就如上海的衡山路。
上海路得名，还真与上海有关。上海路早期的名称叫青年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修建的一条泥结碎石路。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更名为反帝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更名为井冈山路。
这条路曾处于遵义市区的外围，周边是乡野荒山。1964年5月中旬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提出了“一、二、三线的战略部署和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
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或机械工业部）在安排机械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在我国西南地区新建水、火发电站，同时部署在贵州遵义建设一个年产低压电器主要元件60万件的电器生产基地。1965年1月，一机部正式下达搬迁项目通知书，决定将上海华通开关厂部分设备和人员内迁贵州遵义，先建磁力启动器厂，定名永佳低压电器厂。
以这些工厂为基础，遵义最终建成了长征电器基地，基地里几乎全是上海内迁职工，工厂分布在青年路一带。随着上海内迁遵义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投产，近万上海人来到遵义。遵义本地人发现，只要走在青年路上，常常听见上海话，来往都是上海人，久而久之，大家便把这条路叫做了上海路。
投入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很多上海人，是满怀着理想与信念投入那段激情燃烧的特殊生活的。
退休的长征基地职工傅国华还记得，1969年8月14日，带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理想，他坐火车从上海出发。“那时因为湘黔铁路还未通车，从上海到重庆的火车要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区，火车在途中运行了三天三夜。”
以上海企业为主的长征电器基地，经历了艰苦的建设阶段。三线工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址建设，可以想象，要把原本城市里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