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遵义会议，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这句评价——“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很多人会认为遵义会议能取得挽救党和红军的硕果，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事实上并非如此，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能取得如此硕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毛泽东努力争取才得来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伟大的又一有力的铁证！
毛泽东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被迫转到后方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临别之际，他向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如果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第二年，毛泽东被安排在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远离军事一线。
中央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的统治之下，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导致中央红军遭致灭顶之灾，军事全线溃败，除了被迫长征之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可以走。
看到中央红军陷入如此危急的形势之中，毛泽东心急如焚，他急着为中央红军寻求生机，于是，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要去赣南省视察，得到批准后，1934年9月，毛泽东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了赣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当时还有个连毛泽东自己不知道的小插曲：博古、李德他们本来是不打算带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因为这几年毛泽东一直都被排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只不过因为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在军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们才不得已同意带着毛泽东一起走。
毛泽东主动提出到赣南视察，实际上就是为了红军长征寻找突围的突破口，而毛泽东这一敏锐的军事直觉，和周恩来不谋而合了——毛泽东一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周恩来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很显然，周恩来用意也是在为红军长征寻找突围的突破口。
博古
毛泽东的眼光何等犀利，经过一番调查和勘探，毛泽东很快就把他的意见和结论急电报告周恩来，这份电报成为不久后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开始长征的关键依据。这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在这生死攸关时刻的“英雄所见略同”，也是毛泽东为挽救党和挽救红军作出的第一个努力。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有意要同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行军，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
毛泽东主动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的目的，就是要和他们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为什么会接连失败。中央红军一路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提出，部队行进到湘南地区一带时，可以趁国民党正在调动部队时，寻找机会歼灭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被动的局面。彭德怀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但都被博古和李德给拒绝了。
于是，中央红军就这样丧失了一次绝好战机，不得不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重兵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经过惨烈无比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这道湘江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惨重无比的代价：人数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
惨烈无比的湘江战役以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让红军指战员们认识到，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遭受了一系列惨重失败，归根结底就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导致了这样的恶果，部队中积蓄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不满的情绪，大家都迫切要求改变领导。在这样的形势下，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转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王稼祥
王稼祥和张闻天在行军中一边目睹了湘江战役血淋淋的惨败，一边听了朝夕相处的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原因的详细分析，他们对毛泽东的分析深为赞同，转而越来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积极、主动争取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毛泽东为挽救党和挽救红军作出的第二个努力。
这时，精明的蒋介石预判到了中央红军想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军事意图，迅速集结20万军队布置好了包围圈，就等着中央红军往口袋里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应立即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一带去。
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反对李德和博古照原计划行军的意见，因为这样会将部队带进敌军包围圈，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只能改道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坚决支持，而这一建议又和军事才干杰出的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
攻占贵州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博古依旧提出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这也是因病缺席会议的李德的意见，这个意见遭到毛泽东反对。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形成会议决定，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大怒，厉声质问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和李德大吵一顿，向来温文儒雅的周恩来甚至拍案而起，把桌上的马灯都震得跳起来。最终，纪律观念很强的博古服从了会议决定，还劝周恩来不要理会李德。
张闻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和争论，就这样随着中央红军一路行军一路进行下去。1935年元旦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重申应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得到多数参会者的赞同，大家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并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这种争论依旧继续下去，从黎平到黄平，再到乌江，最后到遵义，一路上的争论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展现出了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一面：沿途积极主动地、耐心地说服了许多中央同志，让大家在思想上达成和他一致的认识。
到这时，王稼祥不但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而且对毛泽东越来越欣赏和钦佩，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张闻天同意王稼祥的意见，要通过这次扩大会议把错误路线的代表李德和博古给轰下来。张闻天甚至感叹：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可以说，这次毛泽东沿途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是他为挽救党和挽救红军作出的第三个努力。由于红军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形势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1月7日，中央红军解放了遵义这座黔北重镇。中央红军得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进行休整，于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向中央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为会议认真准备了发言材料，博古预感到会议将会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事先进行活动，甚至由支持他的凯丰出面要拉拢聂荣臻，但遭到聂荣臻拒绝。15日到17日，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周恩来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既清晰指出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根源，又系统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展现出毛泽东作为他人所不具备的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高瞻远瞩。
会后，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并确定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自己的路”，就这样，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积极、主动争取，很有可能就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也不会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机会，就更不会有会议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硕果。而这，正可以算是毛泽东为挽救党和挽救红军作出的第四个努力。
